陈忠实与他的名著《白鹿原》读书笔记

鲜花环绕之中，遗体上覆盖着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其葬礼可以说是备极哀荣。除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之声，各路名流的吊唁致敬，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赠送花圈的殊荣。然而，与这个热闹场面不太协调的是，灵棺里的陈忠实头下枕着一部《白鹿原》

这是一部当代罕见的优秀小说，中国的百年孤独，它所展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倾向，与镰刀斧头式的红色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似乎是一个有点滑稽的玩笑。

思考这个矛盾的现象，我们需要认识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进步与倒退，了解禁锢思想的专制制度下，身为作家的陈忠实，曾经有过多么不同凡响的思想反叛和与文学追求，又曾怎样无奈地向权力屈服妥协，在精神上阉割自己后名利双收。

小说的政治倾向与现代针锋相对，早在1992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该书贬低、否定政治倾向性，就被某些党性强的文坛领导人发现了，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事情因此受阻。当时，批评者指控《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说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革命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

这些严厉的政治指控，由于评论家陈涌出面说话，而得以缓解。在陈涌确认该书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之后，作者遵嘱对该书做了删改。1997年底，《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侥幸逃过一场政治追究，这本笔力凝重的杰作得以存活了下来。

凡是认真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倾向问题的左派党棍是对的，他们以特有的党性敏感，指出了小说的真相。

《白鹿原》一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奥秘恰恰在于此：出于文学良知，作家拒绝唱赞歌。相反，小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完全颠覆了现在的格式化文学的话语体系，以赤裸裸的历史真实，对非人性的革命进行了贬斥与否定。

首先，小说把在五十年代遭残酷镇压的地主，描绘成代表民族优秀传统的好人。主人公白嘉轩，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关心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死存亡。尽管白嘉轩有一些旧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识，但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在长期丑化地主的中国革命文学里，此书塑造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说揭露了中国革命如何无情地吞噬自己的儿女。书中的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关键人物，是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年轻而真诚的白灵为工作出生入死，结果却在革命根据地遇上红色恐怖，被冤枉为“特务”给生生活埋了。

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叙述，这部小说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与历史观，几乎都是与现有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例如，阶级斗争是基本理论纲领，但在《白鹿原》中，民国时乡村的阶级并非势不两立，白家唯一的长工鹿三，与地主白嘉轩的关系就相处得十分和谐，令人感动。

五四以后一贯反儒的思路，曾把儒家当作“四旧”来镇压，而陈忠实的“仁义白鹿原”却真诚赞美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书中也真实描写农民革命的暴力与非理性，是如何残忍地剥夺人的生命与尊严。

小说借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发表精辟高论，把白鹿原比作一只翻烧饼、摊煎饼的鏊子。国共两党血腥的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只不过是以百姓为刍狗、导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饼”而已。

小说里的国民党员有坏人，但也有如鹿兆海、岳维山一类的正人君子。而新政府方面却很讽刺，他们的优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够活下来并青云直上的，却是白孝文那类踩着别人尸骨往上爬的堕落分子和小人。

小说文本分析出来的政治倾向，陈忠实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不但不会承认，老先生如活着，还会高调地宣布，他本人的倾向性与笔者所指出的倾向完全相反。

1993年12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获奖之时，陈忠实就发表了《毛泽东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独立人格》一文，热烈赞颂毛泽东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创立的伟业。2012年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陈忠实又一再强调：“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如果联系到陈忠实本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回顾他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陈忠实“拥共”的自我表白虽有隐情与某种目的，但却不完全是假话。

那么，一个持拥共立场的作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呢？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在西方文学史上上，这种现象被理论家定义为“现实主义对意识形态、对政治观点的胜利”。作家们虽然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但一旦他们秉承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真实地观察与描写历史与现实，那么，其作品倾向就可能走向本人政治立场的反面。

恩格斯在谈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巴尔扎克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在作品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以此为证，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属于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赐，陈一度摆脱了极左的“革命现实主义”桎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运用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百年的沧桑变迁，写出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苦难史。

谈到酝酿构思《白鹿原》的过程，陈忠实说自己“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很多场景与细节，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出处。例如，有些小说情节是以关中、西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被称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现实的生活原型。例如，坚持儒家文化、处处与人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被活埋的白灵其悲剧取材于革命烈士张静雯的遭遇。

为获奖自我阉割，不是陈一个，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静静的顿河》成为前苏联高官，陈因《白鹿原》一跃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受过苦，都曾在基层任职。

有国内评论家说：“《白鹿原》是从《静静的顿河》这棵大树上摇落的一粒种子。”陈忠实之所以能一度摆脱红色文艺之窠，与《静静的顿河》对他的深远影响有关。他的《白鹿原》学习《静静的顿河》，以客观www.dhgcn.com求真的态度，揭露革命的血腥与丑陋。两部作品都同样遭受过政治审查与批评。不同的是，获得诺贝尔读书笔记大全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后来为苏共的高压政策辩护，招致作家们的憎恶，而陈忠实成名当官之后，据说还保持了某种农民的朴实和谦虚。

但是，从《白鹿原》出版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这位农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一蹶不振。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为了获奖，陈忠实修改了《白鹿原》，对作品实行自我审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奖的最高荣誉之一。1997年，该奖评委在评议《白鹿原》时出现分歧。陈忠实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议，删改了两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叙述，例如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还淡化一些性描写。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获奖，陈忠实因此受到一些严肃评论家的批评，被指责为“迎合评委”，“对读者的背叛”，“向政治与功利的一次可耻的妥协”

2，自《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急于澄清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转而高调地赞颂毛泽东，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3，此后二十年，陈忠实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不敢再以小说“妄议”中国政治历史。即使他曾酝酿过一部描写当下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也一直没有动笔。

至今还有一些文坛批评家不能原谅陈忠实的删书行为，视他为“软骨头”。但我们可以用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体察对方，把陈忠实的“软骨头现象”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去看，即使官方如此表彰陈忠实，至今还有左派人士称陈忠实为“反共作家”，指责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颠覆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植根于这段历史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左派们所扣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该书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的麻烦，都令陈忠实气恼郁闷。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产生了恐惧心理。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暂的政治艳阳天里，陈忠实开始构思《白鹿原》。当时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写作手法，大胆反思历史，调动多种文化资源。这部小说可以归于的“新历史小说”、“寻根文学”一类，具有鲜明的反叛性与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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