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观后感2000字
栏目:电影评论时间:2018-01-20
"《色戒》观后感
一部电影被恶炒之后必然是一顿恶骂，这是近五年来观看国产电影得出的经验。愈劣愈炒、愈炒愈恶、愈恶愈骂、愈骂愈勇……中国电影人和电影市场的嚣躁不安难道真的预示着那些曾经的辉煌已经无可挽回？电影被其它形式比如电视、网络所替代的种种推测似乎都被中国电影发展的现实一一印证。
这是电影的高潮。但我不明白易先生是如何洞悉暗杀图谋的，仅仅是“走吧”，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带着疑问我看了小说原文，方才恍然大悟。小说是这样写的：
这部电影开演于二点五十分，结束于四点五十多一些，扣除片前几分钟的广告，估计不足二个小时，应该是一百一十几分钟吧。从片子里可以看到删去痕迹，像是《金瓶梅》或《废都》里的“□□□”。电影是大众媒体，属于热媒介，考虑到受众的广泛性和内地没有建立电影分级制的现实，采取这样的处理完全可以理解。有人据此要状告国家电影局，看似维护法律，其实是不懂法的表现。对于电影如何审、哪些该删、怎么删，其实早就有具体规定和量化的标准，比如对于敏感镜头的把握，就规定了自脖子以下“十三厘米以下”裸露的地方就要删掉。所以，这是有法可依的，也是适当的。
看对《色戒》的评论，很多集中在了这个方面，其实这很无聊。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色戒》本身，看过电影并进一步看了小说之后，应该思考的是，无论是李安的《色戒》还是张爱玲的《色戒》，它们想向读者和观众传达什么？它们传达了什么？
对于这后一个故事，很多人归之于“后殖民时期”的文化心理现象，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文化崩溃以后，就必然发生西方流行文化横行的乱流”，这有点危言耸听。张爱玲探讨了战争和爱情，李安探讨了人性与爱情，他们立意之初也许都只是想探讨爱情，这是复杂条件下的复杂爱情，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这是一个新事物，所以值得探讨。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考察一下王佳芝的爱恨情仇，不难发现她的爱反倒是可以理解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是有情节和细节支持的。而对于她的恨，对于她“打入敌人内部”、完成暗杀任务的精神支撑却是空洞的。在电影里，表现“爱”用了繁笔、表现“恨”却使用了简笔，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处理，这样做虽然是虚实相映，但正义与邪恶、正面与反面之间的一反常道，却不易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为了让观众感到这些是可以成立的，电影颇费了很大的周章。
电影里有些地方刻画得很细，把电影的特性和演员的表演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有些地方又很简单，甚至不予表现。作为汉奸的易先生是如何干坏事的，电影中没有表现，小说中也没有表现，这其实很关键，这是矛盾冲突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些，冲突的一方就失去了说服力，观众的判断就会陷入错觉和茫然。试想一下，如果换一个人，王佳芝要杀不是易先生而是一个日军高官，如果还这么写、这么拍，那结果会是怎样呢？《色电影影评观后感戒》有意无意之中模糊了观众的视线，在很容易判断的问题面前让人变得犹豫起来。
笼统而言，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有些与众不同，是谋杀者与被谋杀者的爱情，是对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爱情。如果放在故事发生的时代，这桩爱情的背后还必然联系着民族大义和道德良知，这一组组对立的命题是不能够简单调和在一起的。小说不避其险，试图让爱情承担起更为复杂的使命，它要用爱情把这些命题掩盖，回归到爱情的本身。你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畸恋，也可以指责这是糊里糊涂的爱，但你却不能抹杀全部，因为一旦确定了这种存在，你就必须思考它。
五年来，一次次被“忽悠”到电影院里，一次次忍不住伤心。所以，看到《色戒》掀起的新一轮恶炒高潮时，已经认定了那些一睹为快的念头显得很可笑。但是，这一回好像又有些不同，有两个人你不能不认真地想一想，一个是李安，拍过《卧虎藏龙》和《断臂山》；一个是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和《半生缘》。他们都是对艺术认真的人，他们的联袂出场能否带来哪怕只是一次的惊喜？最终，怀着这样的期待走进电影院。买票时，看到售票窗口的一角羞羞达达地写着“色戒，一百四十五分钟”的字样，让人联想到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前曾被大段地删掉了。不过没关系，来看《色戒》，而不是看“色”的，只要被删的地方不影响看懂剧情就行。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赳赳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咚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原来不是“走吧”，而是“快走”。“太晚了”是他逃走以前就知道的，前面一个“太晚了”和后面一个“太晚了”也是不一样的。李安把“快走”改成“走吧”，是想淡化什么、模糊什么，但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对于王佳芝的内心，张爱玲交代的更清楚。张爱玲写这篇一万三千字的小说是在一九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才四五年，紧接着又是三年内战，战争的创伤是新的，就在昨日，这部写战争和爱情的小说，可以归为对那段战争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行列。张爱玲写了一个不一般的王佳芝，她也许要告诉人们这就是战争，不仅毁灭了肉体，还毁灭了爱情。这种清晰的印象远比电影好得多。到了李安，他再原封不动地借用张爱玲而没有新的创造，那就失去了存在的历史环境和读者基础，他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观众，而且要纳入国际化的元素，必须对原作有所加、有所减、有所改。于是，电影里的这个已经不是小说里的王佳芝了，故事的作者也不是那个张爱玲了，这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思考爱情，但爱情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精神坐标里，爱情是被遮掩的，如果存在也是在那些偏僻的角落里。中国人崇尚的道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却独少了一个“爱”。很多东西都在爱情之上，比如正义、公正甚至是礼教。看这部电影，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王佳芝还是易先生，是不是都有爱的权力和能力？革命者可以有爱情，汉奸的爱情是不是爱情呢？
问题是从张爱玲立意，到李安的改编，再到内地上映时的剪刀，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解释。所以，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听到不止一个观众在说：“这是什么呀？是它拿回的金熊奖吗？”
尽管王佳芝内心里慢慢充满了摇摆，但革命者的暗杀行动仍然按计划进行，终于把易先生骗进珠宝店，革命者正要举qiang的刹那，王佳芝内心的矛盾达到顶点，她似乎想用眼神告诉易先生什么，但又觉得不能说。最后，她终于说出两个字：“走吧。”易先生马上明白了什么，于是夺门而去，迅疾之状令埋伏起来的革命者来不及反应，眼睁睁看着他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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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被恶炒之后必然是一顿恶骂，这是近五年来观看国产电影得出的经验。愈劣愈炒、愈炒愈恶、愈恶愈骂、愈骂愈勇……中国电影人和电影市场的嚣躁不安难道真的预示着那些曾经的辉煌已经无可挽回？电影被其它形式比如电视、网络所替代的种种推测似乎都被中国电影发展的现实一一印证。
这是电影的高潮。但我不明白易先生是如何洞悉暗杀图谋的，仅仅是“走吧”，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带着疑问我看了小说原文，方才恍然大悟。小说是这样写的：
这部电影开演于二点五十分，结束于四点五十多一些，扣除片前几分钟的广告，估计不足二个小时，应该是一百一十几分钟吧。从片子里可以看到删去痕迹，像是《金瓶梅》或《废都》里的“□□□”。电影是大众媒体，属于热媒介，考虑到受众的广泛性和内地没有建立电影分级制的现实，采取这样的处理完全可以理解。有人据此要状告国家电影局，看似维护法律，其实是不懂法的表现。对于电影如何审、哪些该删、怎么删，其实早就有具体规定和量化的标准，比如对于敏感镜头的把握，就规定了自脖子以下“十三厘米以下”裸露的地方就要删掉。所以，这是有法可依的，也是适当的。
看对《色戒》的评论，很多集中在了这个方面，其实这很无聊。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色戒》本身，看过电影并进一步看了小说之后，应该思考的是，无论是李安的《色戒》还是张爱玲的《色戒》，它们想向读者和观众传达什么？它们传达了什么？
对于这后一个故事，很多人归之于“后殖民时期”的文化心理现象，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文化崩溃以后，就必然发生西方流行文化横行的乱流”，这有点危言耸听。张爱玲探讨了战争和爱情，李安探讨了人性与爱情，他们立意之初也许都只是想探讨爱情，这是复杂条件下的复杂爱情，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这是一个新事物，所以值得探讨。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考察一下王佳芝的爱恨情仇，不难发现她的爱反倒是可以理解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是有情节和细节支持的。而对于她的恨，对于她“打入敌人内部”、完成暗杀任务的精神支撑却是空洞的。在电影里，表现“爱”用了繁笔、表现“恨”却使用了简笔，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处理，这样做虽然是虚实相映，但正义与邪恶、正面与反面之间的一反常道，却不易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为了让观众感到这些是可以成立的，电影颇费了很大的周章。
电影里有些地方刻画得很细，把电影的特性和演员的表演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有些地方又很简单，甚至不予表现。作为汉奸的易先生是如何干坏事的，电影中没有表现，小说中也没有表现，这其实很关键，这是矛盾冲突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些，冲突的一方就失去了说服力，观众的判断就会陷入错觉和茫然。试想一下，如果换一个人，王佳芝要杀不是易先生而是一个日军高官，如果还这么写、这么拍，那结果会是怎样呢？《色电影影评观后感戒》有意无意之中模糊了观众的视线，在很容易判断的问题面前让人变得犹豫起来。
笼统而言，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有些与众不同，是谋杀者与被谋杀者的爱情，是对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爱情。如果放在故事发生的时代，这桩爱情的背后还必然联系着民族大义和道德良知，这一组组对立的命题是不能够简单调和在一起的。小说不避其险，试图让爱情承担起更为复杂的使命，它要用爱情把这些命题掩盖，回归到爱情的本身。你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畸恋，也可以指责这是糊里糊涂的爱，但你却不能抹杀全部，因为一旦确定了这种存在，你就必须思考它。
五年来，一次次被“忽悠”到电影院里，一次次忍不住伤心。所以，看到《色戒》掀起的新一轮恶炒高潮时，已经认定了那些一睹为快的念头显得很可笑。但是，这一回好像又有些不同，有两个人你不能不认真地想一想，一个是李安，拍过《卧虎藏龙》和《断臂山》；一个是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和《半生缘》。他们都是对艺术认真的人，他们的联袂出场能否带来哪怕只是一次的惊喜？最终，怀着这样的期待走进电影院。买票时，看到售票窗口的一角羞羞达达地写着“色戒，一百四十五分钟”的字样，让人联想到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前曾被大段地删掉了。不过没关系，来看《色戒》，而不是看“色”的，只要被删的地方不影响看懂剧情就行。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赳赳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咚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原来不是“走吧”，而是“快走”。“太晚了”是他逃走以前就知道的，前面一个“太晚了”和后面一个“太晚了”也是不一样的。李安把“快走”改成“走吧”，是想淡化什么、模糊什么，但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对于王佳芝的内心，张爱玲交代的更清楚。张爱玲写这篇一万三千字的小说是在一九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才四五年，紧接着又是三年内战，战争的创伤是新的，就在昨日，这部写战争和爱情的小说，可以归为对那段战争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行列。张爱玲写了一个不一般的王佳芝，她也许要告诉人们这就是战争，不仅毁灭了肉体，还毁灭了爱情。这种清晰的印象远比电影好得多。到了李安，他再原封不动地借用张爱玲而没有新的创造，那就失去了存在的历史环境和读者基础，他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观众，而且要纳入国际化的元素，必须对原作有所加、有所减、有所改。于是，电影里的这个已经不是小说里的王佳芝了，故事的作者也不是那个张爱玲了，这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思考爱情，但爱情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精神坐标里，爱情是被遮掩的，如果存在也是在那些偏僻的角落里。中国人崇尚的道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却独少了一个“爱”。很多东西都在爱情之上，比如正义、公正甚至是礼教。看这部电影，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王佳芝还是易先生，是不是都有爱的权力和能力？革命者可以有爱情，汉奸的爱情是不是爱情呢？
问题是从张爱玲立意，到李安的改编，再到内地上映时的剪刀，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解释。所以，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听到不止一个观众在说：“这是什么呀？是它拿回的金熊奖吗？”
尽管王佳芝内心里慢慢充满了摇摆，但革命者的暗杀行动仍然按计划进行，终于把易先生骗进珠宝店，革命者正要举qiang的刹那，王佳芝内心的矛盾达到顶点，她似乎想用眼神告诉易先生什么，但又觉得不能说。最后，她终于说出两个字：“走吧。”易先生马上明白了什么，于是夺门而去，迅疾之状令埋伏起来的革命者来不及反应，眼睁睁看着他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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