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读书笔记和摘抄

《昨日的世界》, [奥]斯蒂芬·茨威格

这是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看完一本书然后来写读书笔记，本来也是打算看完就写的，但没什么动力，但早上听了F小姐的播客后，决定立即来做这件事。准备把内容分为两块，一是对摘抄部分的感悟，二就是书本对自己的影响，或者说我想说的话。昨日的世界是昨天看完的。

卷卷推的书，很久以前就存着了，在手机上看了一半的样子，拿到Kindle后才一鼓作气读完。本来没打算读的，但美国大选所产生的激烈讨论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当然它不是的。

传记吧，读完像是跟着作者过完了他的一生，最后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感同身受，当然我的情感没有作者那么沉重，只是突然产生了共鸣，像是一种终结，这里你已经完成了，把你的东西收进你的小箱子，然后带着你自己走向下一个阶段，一种感同身受的难过。

还有就是关于认同感，国籍这个东西，茨威格的经历让我重新思考“国家”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国家对公民身份的认可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很重要，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保障吧，尤其当你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对“移民”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最重要的吧，时代在推着你向前走，你能改变的真的很少。

摘抄部分：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唯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

有点恐慌，以前感觉自己是根本无法认同这样的生活的，感觉接受新的挑战，看到更大的世界才是值得过的人生。但人们总会改变，现在来看，在经历了不断的自我怀疑后自我调整，尤其是那些自己感受深刻的事情后，（身边也出现了向往这样生活的人）也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对啊，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呀。但无法被忽视的是整个时代对你施加的影响，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像这样生活的地方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选择，时代在推着你向前。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谨，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

挺好奇迎接我们的会是什么，今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川普成为美国总统。不希望遇到战争。

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

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

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显得更为重要。

“藏于内心的自豪感“

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

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涩味的新鲜啤酒。

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　　

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

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

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

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

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

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　　

所以我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

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因为我在那一小时内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间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诀窍：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个艺术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就是说，我的生活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临时感觉。我每做一件事总要告诫自己，这件事还不是真正算数的。

有外套，只是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把它们取下来——。我有意避免因定住在维也纳，从而也就避免了和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感情上依依不舍。多年来，我曾觉得我培养自己这种临时观念，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当我总是被迫离开我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家园和看到我周围添置的一切遭到破坏时，我觉得，我的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的生活感情对我倒是有帮助的。我早年学会的那种临时观念，在我遭到损失和告别家园时，能使我的心情不致过于沉重。

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充满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

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

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

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读书笔记400字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同理想而组成的。

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群众之中。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仍然有妨碍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性观察之前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种说得清楚的愿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联系的东西。它只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倏忽而亲的念头，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头，而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头。

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

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

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