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中国》读书札记

按：张佳伟指出了现代女性为自己发声的困难，指出了本书第六章的“立场犹疑”以及充满全书的“温柔怜悯的气质”。第六章对“贤母良妻主义”的讨论和黄心勉之死成为本次讨论的焦点，张佳伟对“母职”被视为“天职”时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处境进行了思考。

关于女性发声的问题，杨老师在本书后记中写道：“不过，社会的现状，也令我对自己的论述姿态始终有些犹疑。”的确，这种犹疑的态度笼罩在全书之中。政治的和性别的立场都让发声变得困难。在前四章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旗帜鲜明的观点论述和对于男性在这段现代历程中贡献的称赞（虽然多是在社会制度文明开化层面的），而到了第五、六章（涉及女性自身建设），作者在各种声音之间的徘徊越发明显。我注意到第六章中提到的1927年的“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专题讨论，《新女性》组织的“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专题讨论中，针对现代女性社会责任与“贤妻良母”之间的冲突，二十来位“海内名人”：蔡元培、周峻夫妇，周作人、周建人兄弟，沈雁冰、吴觉农、樊仲云、陈望道、顾颉刚、潘家洵、孙伏园、陈学昭、陈宣昭等，解答献疑，见仁见智。有趣的是，这组讨论中仅有的四位女性（除陈学昭姊妹和周峻，还有一位吴煦岵），两位无法给出自己的答案——她们自己也正是歧路彷徨的知识女性。二十余人中只有四位女性，数量上形成了极大的讽刺，五四以来相比于男性，有机会为自己发声的女性实在是少数，女性问题仍然由男性代为发声，由于经验的隔阂（基于社会现状我十分愿意将其称为经验的鸿沟）男性替女性发声事实上将女性引向更残酷的深渊，即书中谈到的个人主义与社会解放的二元对立，职业与母性的矛盾（许多女性建设性的声音被误读和湮没）。在我看来，女性发声困境主要在人数和经验表达两个方面。对于“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专题讨论中仅有的四位女性来说，这次讨论无异于酷刑。她们聆听男性揣测女性困境，同时在男性的观看中揭伤疤，一面听他们或认为二者根本不存在冲突，或认为若有冲突，也是读书笔记600字女子怯懦、无能所致，一面与其他女性争论，攻击与被攻击。作者的人生经验决定了她对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因此书中尤其第六章，犹疑的气味越发明显。

这次专题讨论是一个现实的寓言，暗示了男性话语在女性问题建构中的重要位置，正如书中所说的：贤妻良母主义与非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辩，表面看是思想观念“先进”与“保守”的冲突，实际是在男性意识作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时，局部真理与普遍经验、浪漫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无法解决的错位，以及无法调和的矛盾。对女性困境的处理方式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经验的想象的基础上，而处于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女性对这种处理方式的实践构成了现代历史上诸多戏剧化的社会现象。

虽然态度犹疑，然而作者的立场十分明显。相比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波伏娃否定两性本质上差异的观点，作者花了大量笔墨介绍爱伦凯男女性气质的论述与贤母良妻主义的内容，在历史经验解释方式的寻找过程中，尽管没有明显的反激进主义目的，但母性与贤母良妻主义被认为是可能的能够均衡社会解放话语的因素。

台湾90年代《不再模范的母亲》一书中提到，是文化层层建构出了“母亲”的形象，这种要求女性在家庭内外（例如公司）都扮演“母亲”角色的社会规矩，让女人认为付出无偿的情感劳动与各式服务是没有问题的。“母性”的想象有时候是双面刃，作为一个母亲，被社会所期待的“母职”位置可能压迫和剥夺女性的自由，但同时，一些做母亲的经验也被人证明可以是赋权与滋养女性的力量。

在母职高度自然化与标准化的当代，母爱有时候更多是一种网罗信息与模仿的过程，母亲们需要学习成为一位“被社会认可”的“称职”母亲，需要负起比例倾斜的教养责任，并且不被允许保有太多的自我。被高度自然化的母亲样板，压迫了形态各异的真实母亲，母亲被戴上一样的慈爱脸孔，藏起自己，日夜付出情感和家务劳动。纪伯伦《先知》中的诗句耐人寻味：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藉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这也许就是本书第六章的价值所在，现实迫使我们从未停止对女性问题的讨论，五四以来女性在家庭与社会间的问题从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因此在复杂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也许可以更好地教导我们与现实困境的相处之道。作者对现代女性困境体验至深，书中经常出现这样怀着深深怜悯的话语：从女性的处境看，追求公共领域的男女平等，使女性因此面临比男子更繁重的责任，导致“解放”的实践，常常变成女性超负荷的困境。这种情感让本书充满温柔怜悯的气质。

还有一些题外话。看到第六章黄心勉之死，让我非常难过，贤母良妻主义在现在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从其中我仿佛看到了奔波于个人和职业间无法挣脱的女性命运。但同时血淋淋的字眼中也暗示了一些别的东西，避孕与审慎的生育观对女性权利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爱玲与其母的困境恰恰是对母性“天职”的反面案例，书中不止一处提到母爱是牺牲，也许我们通过这样的经验分享意识到，爱从来都不“自然”，包括被人们过度神话了的母爱。现实是如此悲哀：由女人自己背负起所有责任，承担母爱与母职，竟然变成了一条现阶段可能是阻力最小的路。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的母亲，也并不应当收到苛责。虽然书中没有直接写到，然而类似的其他的话语，暗示了对于女性困境这一系列问题，应该还有其他途径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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