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那杆著名的猎qiang

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杆猎qiang也许属于契诃夫。如果一出戏的第一幕，墙上有一杆猎qiang，那么这杆猎qiang在最后一幕必定要开火。契诃夫的这句关于戏剧创作的名言我没见过原话出处，我只是道听途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学者把这杆猎qiang的问题写成论文来详细讨论，讨论一下这里面深刻的文学创作问题。但契诃夫远走美利坚的后辈同胞、同为著名小说家的纳博科夫倒是谈论过这杆猎qiang。

不过，在纳博科夫看来，这杆猎qiang倒是不要开火的好，就一直挂在第一幕的墙上。他关于这杆猎qiang的谈论来自于《尼古拉·果戈理》一书——这是一部令人赞叹的优秀文学研究著作。这也充分证明了，一流的小说作家同时也必定是一流的小说鉴赏家和小说解读者。

在果戈理的小说中，在前台的主要人物之外，存在着大量的“次级人物”。这些次级人物跟主要人物几乎完全没有内在的小说逻辑关系，对主要人物的活动或行动也完全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存在（或出现）与否，他们对主要人物的行动路线与命运走向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些次级人物也总是在作者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忽然出现，亮一下相，然后再不复返。我们通常会将小说（或文学作品）中的这类人物称为背景人物，但一般说来，多数小说家对背景人物的描写是很简略的，用绘画的笔法来说，可能是迅速的两三下勾画，或者是笔触奔着大约的人形而去的一抹两抹，如果是在电影（或摄影）镜头中，则可能是被虚化的背景中的人物影子。但果戈理不是这样，他的次级人物是惊人地清晰的，它完全违备了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上面那些原理。

纳博科夫就是在这里看出了果戈理作品天才般的魅力。果氏对这些次级人物着墨虽少，但却不遗余力地趁各种时机用各种方法让他们出场，并准确清晰地给出了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外表细节乃至命运。纳博科夫尤其认为，这些次级人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们后来再也不会出现，他也就是在这里以否定的态度提到了契诃夫的猎qiang：“一个著名的剧作家说（可能面对一个讨厌的、想知道技法秘诀的人而给予的不耐烦的回答），如果第一幕有一杆猎qiang挂在墙上，那它在最后一幕必须开火。但果戈理的qiang挂在半空中，并且没有开火。”他认为，果戈理赋予这些次级人物的魅力所在，就是“什么下文也没有”，这些次级人物在果戈理的小说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沸腾的、奇妙的诗性背景”。括号里的话表明纳博科夫并不认为契诃夫真的会奉行这种陈腐的猎qiang美学，但我有点奇怪，他为什么对契诃夫没有指名道性？

这种反契诃夫的猎qiang的例子，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甚至比果戈理的作品更早。商伟在《儒林外史研究》一书中关于小说叙事部分的分析，提出了《儒林外史》在叙事上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特点，对这个特点的介绍部分，他取的小标题名称为“龙三的插曲”，事实上“龙三的插曲”这个短语本身，就可以命名商伟所说的这一叙事特点。而龙三，跟果戈理小说中的次级人物相比，正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儒林外史》中，龙三也是一个果戈理式的次级人物。

小说第28回，讲一个僧官为庆祝自己得官而在寺庙里办宴席的故事，宴请的都是府衙县衙的官员。但第一个到场的却不是这几十个府县官员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一个叫龙三的“陌生人”。这里的“陌生”针对的只是读者（显然，僧官及某些被宴请的官员是认识这位龙三并且知道他的底细的），因为作者或叙述者此前完全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龙三”的信息，而是让龙三斜刺里杀出，直接出场，直接参与小说场景与对话的敷演与推进；等到龙三退场，小说的处理也像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如水”，对于龙三，不再着只字片语，不再为读者追加补充必要的信息。“龙三的插曲”就像是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扑通一声，接着是水波，接着是涟漪，然后戛然平静下来，再无声息。

商伟说，“小说的叙述有意让读者意识到他们处在一个劣势的位置上，读到了人物的对话，却一时不明就里。传统的章回叙述在说书人/叙述者与听众/读者之间建立了彼此信任和信息共享的默契：全知的叙述者赋予了读者同等的地位，使得他们即刻就可以像叙述者那样对小说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但是，这样一个契约关系在《儒林外史》中已经不再生效了，读者只能依据所能得到的有限的信息来理解故事和人物。”商伟认为这是这部小说叙述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在《儒林外史》中屡见不鲜”。

我以为，无论是龙三，还是果戈理的次级人物，提出的都是一个关于作品完整性的问题。契诃夫的猎qiang挂出来了，如果后面不开火，一般观点都会认为这杆猎qiang是小说的累赘，没有存在的必要。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的三一律原则统治了西方文学两千年，这种关于作品的完整性的观点，对无数创作者www.dhgcn.com来说，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只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这条金科玉律读书笔记300字才越来越受到质疑，被更多的作家抛弃和打破。在文学实践中如果果戈理是开创者，在文学研究中如果纳博科夫是首次指明者（《果戈理》一书出版于1944年），那么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则要到1980年才出现罗兰·巴特关于摄影的“刺点”理论。

巴特认为好的照片得有“刺点”。他用“知面”和“刺点”来解读照片，比如荷兰人凯恩·韦森拍摄的尼加拉瓜起义的照片：“遍布瓦砾的街道，两个头戴钢盔正在巡逻的大兵；远处，是两个过路的修女。……这张照片令人瞩目之处（它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两种毫无关联的要素同时出现了。”在巴特眼里，这两个过路的修女就是“刺点”，她们只是恰巧路过了摄影师关于起义报道的“知面”（就像龙三或果戈理的次级人物一样，一闪而过，再无下文）。对巴特来说，“刺点”就是从背景中出乎预期地忽然跃出（然而仍然处在背景的位置），清晰夺目地刺痛观者，如果是模模糊糊分辨不太清，是不会刺痛人的。事实上，巴特的“刺点”总是具有惊人清晰度的细节，但又处在创作者（摄影师）本人意图的背景位置，这与果戈理的次级人物所具有的特点何其相似。

而商伟关于“龙三的插曲”的进一步分析则引入了“共同话语”这一概念，实在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巴特概念中与“刺点”相对的“知面”，而这，咱们就不再往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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