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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山下忆平生——《章开沅口述自传》读书笔记3000字

栏目:读书笔记3000字时间:2018-01-21

如果按学术系谱来算,我应该属于章开沅先生的徒孙或曾徒孙一代。求学时曾读过桑师的《桂子山从学琐记》,非常好奇老师的老师是如何教育学生、而老师的求学生涯又得到何种启发与感悟的。记得桑师曾在文章中记述过一个细节:

“研治中国近现代史,阅读的能力必须超强,甚至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在高速度之下,对于重要的信息又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捕捉能力。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定选购的书目,便陪同一起来到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各书,相当精当,绝无错误,不觉暗暗称奇。”

桑师治史,强调对史料“竭泽而渔”,而且要求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高速阅读”,传统是从章开沅先生处传承而来。所以当时读到此处便十分想探究,章先生这种对史料的敏感及广泛涉猎的能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近日读到《章开沅口述自传》,疑惑亦稍有所解了。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一部个人史实则也是一部时代史,如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便是典型代表。章开沅先生出身世家,其曾祖父曾任官清廷,后来又举办实业。但章先生本人在求学过程中,却因为时代的原因而周转曲折,甚至一度还跑到长江的木船上当船员。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多了一番“行万里路”的人生经历,对于读书笔记3000字大全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社会体验。

章先生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他想读农业经济系,但因为文笔好却被历史系录取。按照章先生的回忆:

“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

这样的精英教育,自然使得学生既不敢得过且过,也使得一心向学的年轻学子可以发挥所长,在追寻学术的道路上得到更为专注的指导。

至于章先生为什么专研近代史,大概也与金陵大学的办系特色有关: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

另外,金陵大学仿照牛津、剑桥实行导师制,而章开沅先生的导师为陈恭禄先生,他对章先生的要求是“选课要宽一些”,所以章先生在读期间选过“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的教学,一是要求学生写paper,利用大量的参考书撰写小论文,章先生开始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二是师生互动较多,课堂让学生展示讲解的机会不少;三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

章先生还指出,“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读到此处不仅让人浮想联翩:近代以来的教会大学声誉颇高,其中教育行政的效率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大学固然不可缺乏大师,但作为大学教育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如何制定教育行政条文、如何执行教育管理、如何协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恐怕依然是值得今天的高等教育者反思的。如果颠倒了主次,不仅直接背离大学教育的初衷,更可能损害了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品格与风气引导的责任。

章先生于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1949年南下武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尽管已为近代史研究的大家(“文革”后逐步恢复博士点,章先生当时是高校系统中唯一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导),但章先生却对教学工作非常重视,他在自传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近些年来,中国的高校不重视教学,似乎只要在某一领域出了专著或论文获得了大奖,就算是有水平的老师了,这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首先要能在三尺讲台上立得稳脚跟,才能谈进一步的高深学问。教学马虎,对老师,对学生,都大不利。”

在全国高校在“科研”与“教学”的争议中不断纠葛的今天,曾经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先生这样的几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学人要坐得冷板凳、啃得苦菜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过去老先生曾经告诫说“四十岁之前写的东西都是不能看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恐怕许多年轻老师尚未出成果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在纷嚣的声音里如何守住初心,如何在外部环境和内在追求中取得平衡,章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年轻老师每天都无所事事,就聚在教学楼里下棋消磨时光,但有一位老先生,却在相当艰难乃至于受批斗的环境中继续坚持著书立说,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的张舜徽先生:

“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读后感http://www.dhgfw.com作文,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桂子山上三号教学楼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

这个故事,我来回读了好几遍,我想,桑师在文章中里面所提到的“章师近年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在驱动力”的来源,正是这样的一些学者一代又一代孜孜不断的追求,也正是桑师所总结的“将挫磨当作激励,对自己的研究更加精益求精,而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的境界。今日吾等后辈,常常抱怨科研压力与上升空间的问题,可若与前辈学者相比,是否也会觉得汗颜与惭愧呢?

章先生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也是一个意外之事,他本无任职的思想准备,只因在校内民意测评中排名第一而被教育部接受及任命,由此也可见章先生在华中师大的人气与威望。但身兼行政职务,学术研究又不能耽误,所以章先生只能利用每天早上的4点到8点做学术,这大概就是桑师文中所说的“章师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令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而不是本末倒置,热衷于时政或校园政治。”章先生有一段话,非常深入地诠释了这样一种追求: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所以桑师曾说:“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业选择或职位,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也许并不体现于没日没夜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但他们的整个生活目的,无疑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章先生毫无疑问就是那种对学问始终充满热情、感情和敬畏的学者,即使年事已高,依然在原有的研究之外开辟新的领域:近代教会、教会大学、南京大屠杀……这种将学问融入生命的追求,不才是我们应该效仿和身体力行的典范吗?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在口述自传里,章先生也多次提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史料之间的差异与缺漏,作为治史者一定要有着充分的警觉而慎重使用。而口述自传的整理者彭剑教授在书末也撰有专文,讨论口述史料的整理加工与使用的问题。学术的严谨与自觉,已然融入在了章先生对自己人生的回忆与反思当中。

犹记2003年我还在读本科时,章开沅先生到中山大学怀士堂开讲,主题关于《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的搜证与写作。讲座结束后,大批青年学子排队请章先生为该著签名留念。先生当时已经77岁高龄,依然一丝不苟地为每位同学签下自己的姓名。望着银丝白发的章先生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追求学术和社会担当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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