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子山下忆平生——《章开沅口述自传》读书笔记3000字

如果按学术系谱来算，我应该属于章开沅先生的徒孙或曾徒孙一代。求学时曾读过桑师的《桂子山从学琐记》，非常好奇老师的老师是如何教育学生、而老师的求学生涯又得到何种启发与感悟的。记得桑师曾在文章中记述过一个细节：

“研治中国近现代史，阅读的能力必须超强，甚至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在高速度之下，对于重要的信息又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捕捉能力。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定选购的书目，便陪同一起来到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各书，相当精当，绝无错误，不觉暗暗称奇。”

桑师治史，强调对史料“竭泽而渔”，而且要求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高速阅读”，传统是从章开沅先生处传承而来。所以当时读到此处便十分想探究，章先生这种对史料的敏感及广泛涉猎的能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近日读到《章开沅口述自传》，疑惑亦稍有所解了。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一部个人史实则也是一部时代史，如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便是典型代表。章开沅先生出身世家，其曾祖父曾任官清廷，后来又举办实业。但章先生本人在求学过程中，却因为时代的原因而周转曲折，甚至一度还跑到长江的木船上当船员。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多了一番“行万里路”的人生经历，对于读书笔记3000字大全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社会体验。

章先生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他想读农业经济系，但因为文笔好却被历史系录取。按照章先生的回忆：

“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

这样的精英教育，自然使得学生既不敢得过且过，也使得一心向学的年轻学子可以发挥所长，在追寻学术的道路上得到更为专注的指导。

至于章先生为什么专研近代史，大概也与金陵大学的办系特色有关：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

另外，金陵大学仿照牛津、剑桥实行导师制，而章开沅先生的导师为陈恭禄先生，他对章先生的要求是“选课要宽一些”，所以章先生在读期间选过“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的教学，一是要求学生写paper，利用大量的参考书撰写小论文，章先生开始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二是师生互动较多，课堂让学生展示讲解的机会不少；三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

章先生还指出，“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读到此处不仅让人浮想联翩：近代以来的教会大学声誉颇高，其中教育行政的效率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大学固然不可缺乏大师，但作为大学教育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如何制定教育行政条文、如何执行教育管理、如何协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恐怕依然是值得今天的高等教育者反思的。如果颠倒了主次，不仅直接背离大学教育的初衷，更可能损害了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品格与风气引导的责任。

章先生于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1949年南下武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尽管已为近代史研究的大家（“文革”后逐步恢复博士点，章先生当时是高校系统中唯一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导），但章先生却对教学工作非常重视，他在自传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近些年来，中国的高校不重视教学，似乎只要在某一领域出了专著或论文获得了大奖，就算是有水平的老师了，这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首先要能在三尺讲台上立得稳脚跟，才能谈进一步的高深学问。教学马虎，对老师，对学生，都大不利。”

在全国高校在“科研”与“教学”的争议中不断纠葛的今天，曾经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先生这样的几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学人要坐得冷板凳、啃得苦菜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过去老先生曾经告诫说“四十岁之前写的东西都是不能看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恐怕许多年轻老师尚未出成果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在纷嚣的声音里如何守住初心，如何在外部环境和内在追求中取得平衡，章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年轻老师每天都无所事事，就聚在教学楼里下棋消磨时光，但有一位老先生，却在相当艰难乃至于受批斗的环境中继续坚持著书立说，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的张舜徽先生：

“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读后感http://www.dhgfw.com作文，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桂子山上三号教学楼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

这个故事，我来回读了好几遍，我想，桑师在文章中里面所提到的“章师近年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在驱动力”的来源，正是这样的一些学者一代又一代孜孜不断的追求，也正是桑师所总结的“将挫磨当作激励，对自己的研究更加精益求精，而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的境界。今日吾等后辈，常常抱怨科研压力与上升空间的问题，可若与前辈学者相比，是否也会觉得汗颜与惭愧呢？

章先生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也是一个意外之事，他本无任职的思想准备，只因在校内民意测评中排名第一而被教育部接受及任命，由此也可见章先生在华中师大的人气与威望。但身兼行政职务，学术研究又不能耽误，所以章先生只能利用每天早上的4点到8点做学术，这大概就是桑师文中所说的“章师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令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而不是本末倒置，热衷于时政或校园政治。”章先生有一段话，非常深入地诠释了这样一种追求：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所以桑师曾说：“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业选择或职位，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也许并不体现于没日没夜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但他们的整个生活目的，无疑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章先生毫无疑问就是那种对学问始终充满热情、感情和敬畏的学者，即使年事已高，依然在原有的研究之外开辟新的领域：近代教会、教会大学、南京大屠杀……这种将学问融入生命的追求，不才是我们应该效仿和身体力行的典范吗？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在口述自传里，章先生也多次提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史料之间的差异与缺漏，作为治史者一定要有着充分的警觉而慎重使用。而口述自传的整理者彭剑教授在书末也撰有专文，讨论口述史料的整理加工与使用的问题。学术的严谨与自觉，已然融入在了章先生对自己人生的回忆与反思当中。

犹记2003年我还在读本科时，章开沅先生到中山大学怀士堂开讲，主题关于《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的搜证与写作。讲座结束后，大批青年学子排队请章先生为该著签名留念。先生当时已经77岁高龄，依然一丝不苟地为每位同学签下自己的姓名。望着银丝白发的章先生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追求学术和社会担当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