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读书笔记2000字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2000字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2000字左右读书笔记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2000字

从《世说新语？俭啬卷》中的四个故事说起。

《世说新语？俭啬卷》中有九个晋人俭啬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是说王戎。

一：王戎担任司徒时既贵且富，在京城的首善之地都数一数二。王戎亲自掌管田契，经常与夫人在烛下计算财产。

“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是琅琊王氏在东晋极盛之时。在西晋琅琊王氏并不是一流的门阀，河东裴氏、颖川荀氏的声望当时都比琅琊王氏要稍高一些。虽然，阀第的品评中，主要是看指祖先的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但财富也是世家豪门间社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伦理统治中国的期间，提倡“仁、义、忠、孝”，表面上很看不起钱，其实都是很虚伪的。自孔夫子起，儒生就是一个个官迷，而在中国古今历史上，权、钱一直是相通的。想作官和想发财就是一回事。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擅长理财，理所当然是一个极大的优点。

二：王戎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树，王戎卖李子时，怕别人得到种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钻破。

这类似于现在的“技术产权”的保护意识，何过之有啊？王戎是一位超前于时代意识的伟大理财家。

中国古今一些知识分子的酸气要不得，思想中有仇富意识，歧视种种勤劳致富、合法谋利的行为。潜意识里，这是种忌妒，因为自身理财无能，不能合理合法的占有财富，于是整天怨天尤人。

三：王戎之女嫁给河东裴頠时，向王戎借了数万钱，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神色不悦，直到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

这是一种最合理的亲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亲父子、亲兄弟明算帐，何错之有？

有错也是欠债不还的裴頠的错。

四：王戎的侄子成婚时，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又要了回来。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例有点过份。

我可能扯一个并不恰当的事例：《水浒传》中的武松是个杀人犯。因为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但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讨厌武松，因为武松犯法是情有可原的。

以此而推论，《世说新语》和《晋书》只片面地记载了王戎要回送出去的礼物这一个结果，但是对王戎叔侄之间的纠葛却没有提到。其中是否有隐情，也情有可原呢？

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里我对王戎的辩护有些牵强。

但是，大家要知道，王戎是何等风流的一个人物，岂会做出这种没有品位的事情来？

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年纪仅比阮籍之侄阮咸稍大，能与大他二十余岁的嵇康、阮籍交往的人。嵇康、阮籍是何等狂傲的人？嵇、阮对待俗人的态度是“傍若无人”和翻“青白眼”，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

即使是山涛、王戎这些做官做到司徒(宰相级别)的人，也和嵇康、阮籍一样，得魏晋之天地精华，是人中龙凤。

嵇康公开与山涛绝交是为了保护山涛。能够放心托孤的朋友，情谊好到什么程度？如果嵇康真地瞧不起山涛，大可以像对待钟会一样，冷口冷面，那才是最大的鄙夷。之所以大张旗鼓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是为了保护山涛。因为像嵇康这种追求真正精神上的自由的人，绝对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

其实，在《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中，就已经提到了王戎吝啬到做作的行为，是为了在八王之乱前后这个中国最混乱的年代中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

都是有先例的，秦代名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之前，用请求赏赐田地来消除秦王政的疑心。司马迁这个政治上失败透顶的太监，就用带酸意的笔触，批评了王翦没有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其实，身家性命都没了，要虚伪的、名义上的“德”又有何用？

汉代名相萧何向来在关中安抚、体恤百姓，深受百姓爱戴。可为了消除刘邦的猜忌，也不得已强夺、贱买民间田宅自污名声。这是因为一般的小官吏，皇帝并不怕他们有野心，如有贪赃枉法行为，常遭严惩。对于功臣名将，皇帝则主要是防止他们有野心，对于贪赃枉法那些“小事”，反不足轻重了。

王戎在中枢为官的时候，杨骏、贾后、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这些权臣、君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戎能在这混乱的局面下，保全性命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别说保持荣华富贵。但王戎做到了，以七十二岁的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并在正史中留下了一段风流富贵传说。

王戎的功业，虽然不足以与王翦、萧何相提并论，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同一种人——道家黄老之术的传人。

再翻《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可以发现王戎爱财，但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王戎之父凉州刺史贞陵侯王浑死后，其故吏赠钱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才显名当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戎节俭的生活作风、成功的理财手段实在是万世楷模。

现在时常听闻外国历史上的犹太富豪、明清晋商极尽俭朴的纪录，他们都像王戎一样，都是些值得万世师表的人物。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2000字

从《世说新语？简傲卷》中的一个故事说起。

因依附河内司马氏而成为政治新贵的太傅钟繇之子颖川钟会慕嵇康之名，邀集当时的贤俊之士，去拜访嵇康。

至于钟会拜访嵇康的目的，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士人之间盛行人物品评，嵇康当时虽然无官无职，而且以放诞、简傲闻名，但已经是天下名士，钟会大概是想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名望。

可嵇康对钟会的态度呢？“扬锤不缀”、“傍若无人”、“不交以言”，客观地说，非常无礼。

钟会面子上挂不住，终于选择离去。

嵇康说出了中国史上最傲的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两句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在质问。

嵇康傲，他的傲不是建立在对人间权势、财富的占有上，而是建立在个体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超越上。

或许在嵇康看来，钟会和他并不是同一类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钟会这般钻营于名利场中的人，又怎么会明白精神自由与超越的乐趣？

留下“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回答后，钟会悻悻然离去。

俞伯牙奏“高山流水”，知音唯钟子期一人。而嵇康的思想境界高，曲高和寡，知己也只有“竹林七贤”等廖廖数人而已。而同在七贤之中，能真正与嵇康比肩者，又独有陈留阮籍一人。

无独有偶，阮籍之狂与嵇康之傲难分伯仲。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中的记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阮籍此举得到的结果是“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若阮籍、嵇康之类人，绝不苟同于流俗，与庸人虚与委蛇。

至于俗人所尊崇的“礼”，又是个什么玩意？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中华数千年文明，多少伪君子打着“礼”的旗号行假仁、假孝之实。

客观地说，儒家所提倡的“礼”，乃至今天中国、日本、南北朝鲜、越南所自我标榜的“礼仪之邦”，形式多于实质。总之先在人前把“礼”中所约定俗成的都做好了，于是便有“仁”、“孝”之名，至于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因为“礼”和“仁”、“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直接关系。

窃以为孔子提倡“礼”，其实只是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的前提是等级社会，众人依据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不论在物质上(名、利)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

阮籍、嵇康是庄子传人。庄子所提倡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对人、对物最终极的平等。

所以俗人们所提倡的礼制(社会秩序)、功名(进取心)，对阮籍、嵇康之类人物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阮籍敢以青白眼视人，嵇康敢直接无视政治新贵钟会。

为什么我认为阮籍、嵇康是庄子传人，而不是老子传人呢？(黄帝是道家人物所伪托，姑且不论)

今人常言：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不完整。

因为庄子很多人生观，并不同于老子。老子虽然提出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但是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到具体的人生抉择上，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我有三宝，持而有之…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提倡谦虚自守、不当出头鸟、以柔克刚的老子，断然不会教人做出像庄子鼓盆而歌，阮籍翻青白眼，嵇康刚愎无礼的事情来。

以佯狂来傲世或避世，中华史上大体就庄子这一派。

儒家自不必说，盛行于唐宋的禅宗，虽然有若干呵佛骂祖的大德，但尊礼守序，仍然是主流。如《坛经》中记载的曹溪慧能(世称六祖，中国禅宗实际上的创始人)的话：“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说回阮籍、嵇康，比起嵇康完全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阮籍就更世故一些。《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好一个“口不臧否人物”，隐于朝的大隐大体都参悟了这个道理。

不过，阮籍之狂仍然是冠绝天下，有两则事例。

一是《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的司马昭(晋文王)掌握了魏国政权后，为司马炎(代魏灭蜀、吴，统一天下的晋武帝)求聘阮籍之女为妻，结果“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视功名如浮云，视权势如粪土，阮籍真正做到了。古往今来能和帝王结亲以图攀龙附凤、一步登天者，不知凡几。后来另一个世家门阀的弘农杨氏与河内司马氏联姻，在司马炎死后也曾短暂权倾朝野。

另一个是《世说新语？简傲卷》记载司马昭出席宴会，群臣都严肃恭敬，如拜皇帝一样。只有阮籍，胆敢“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偏偏奇在司马昭还能容忍阮籍在席上的无礼，能容忍他的拒婚态度。

由阮籍，我想到了希腊古典时期犬儒学派的戴奥真尼斯，更是个几乎彻底抛弃人类社会秩序的大隐，也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由衷尊重。

与阮籍相比，嵇康倒像一个隐于野的小隐。嵇康的个性，过于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嵇康之死，虽有钟会之流构陷，但也是自取。

不过，庄子倡齐物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得悟者与天地同寿，在嵇康这种看透了生死的人来说，死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但留下一曲流传千古的《广陵》余响。